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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焉:我从没得到任何人的授权,我没有资格代言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4年02月21日 10:21

原标题:胡安焉:我从没得到任何人的授权,我没有资格代言

时间需要被记忆,时间需要被度量,而阅读无疑是将消逝的时间保存在记忆中的理想方式。阅读保证了我们以思考的维度来覆盖世界,通过阅读,我们将观察到的、看到的、经历到的事件融入自己的头脑,将流逝的时间烙上印记。它填充着我们的人生,也不断丰富着时光的意义。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书评周刊都陪伴着读者的阅读旅程,共同在这条思想之路上留下足迹。

2023年,我们再次秉持着“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精神、现实情怀”的原则,为书友们分享好书,以此作为一整年阅读时光的刻度与记忆。除了12本书(链接见本按语末尾),我们还特地选出了5种“特别致敬”,包括年度纪实写作、年度译者、年度出版品牌、年度学术写作等。这些写作和阅读,和众多好书一起,共同构成了2023年与书籍有关的悦人风景。

本文为“年度纪实写作”奖项获得者、《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胡安焉在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的特别分享。内含视频。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年度特别致敬

《一个拣鲨鱼牙齿的男人》:在诗中纯真如初

《工厂日记》:孤独而无名,她把肉身交付不幸

《狐狸》:一个“局外人”送给写作者们的“人生指南”

《龙与狮的对话》:“翻译”竟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明彼此面对的方式

《被牺牲的“局部”》:明清时期“淮北”的面貌何以“乾坤大挪移”?

《市场中国两千年》:打开通往市场中国的历史之门

范景中谈《艺术与文明》:艺术能救人于困厄

《图像》:我们身处图像的海洋,却很少怀疑它的复杂性

《中文打字机》:汉字的世纪突围战

《那些动物教我的事》:“慢观察”自然的魅力

《敏感与自我》:寻求敏感与韧性的平衡

《常与小熊》:为儿童创作,不意味着过滤掉世界的真实性

年度纪实写作

胡安焉

打工人,写作者。近二十年间走南闯北,后又在北京做了两年快递员。

致敬辞

在不确定性满溢的年代,个体如何通过实践确认自我的存在?十余年间,胡安焉辗转多地,前后从事19份工作。从酒店服务生,到物流快递员,他以近乎摄像机般的敏锐捕捉下了打工岁月中的“悬浮”时刻,也将隐于都市边缘、维系城市运转的“附近”赤裸摊开。流转的经历如一面明镜,映照出时代齿轮下平凡如他的你我,微茫而隽永的印迹。

我们致敬胡安焉,致敬他在工作的异化与系统的倾轧下持存的赤诚与勇毅。以笔为戟,他在自我意识与外部规训的碰撞中一路披荆斩棘,捍卫了个体之于时代不可磨灭的意义。

答谢辞

感谢新京报书评对我写作的器重。

我是一个晚熟的人,从小父母教导我克制和忍耐,只要求我循规蹈矩,不要求我成功富贵。他们极少给我鼓励和建议,但也不给我压力和负担,尤其是从不拿我和别人比较。所以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过得浑浑噩噩、自由散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追求什么。同时我的性格过于内向,害怕和人竞争,在社会里到处感到不适,这导致我频繁地更换工作。

后来年岁渐长,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又尝试去做生意。但生意上粗暴丑陋的竞争和冲突导致我几乎崩溃。就在这个时候,我找到了写作,作为自己回避现实的依傍。不过写作并不能养活自己,我仍然需要通过工作获得经济收入。因为年龄和履历的原因,这时我只能从事一些对学历和技能没有要求的职业。不过对此我没有怨言,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后来在一些偶然因素和际遇的推动下,我写下自己的打工经历,并得以出版。过程中要感谢的人很多,无法在此一一罗列。

因为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意味着我要对其真实性负责,我只能写亲身的经历和见闻,不能添油加醋,更不能无中生有。在此基础上,我还希望尽量只讲述经过,避免作出结论和评价,尽管这有时很难完全做到。

最后,再次感谢喜欢这本书的读者和评委,我非常珍视这些共鸣。

——胡安焉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年度纪实写作者”胡安焉进行特别分享。

特别分享

大家好,我是胡安焉,感谢新京报对我写作的肯定,并且邀请我今天到这里来,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和感想。

2020年4月,因为一篇记录自己在广东某物流公司上夜班的日记,我在网上受到关注,文章被很多媒体转发,那是我初次进入公众的视线。和很多网友以为的不同,我的写作并不始于2020年,而是始于2009年。

但是在2020年之前,我的写作很少受到关注。在那十多年里,其实我已经建立了充分的认知,理解并且接受了:自己的写作就是不被大众需要的,既换不来钱,也引不起关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个人的修行:不断地深入自身的内在,反思和消化自己的生活经验,通过创造性的写作,同时也是以一种审美的形式,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个支点。尽管过程中也充满了彷徨、苦闷和自我怀疑。

胡安焉在现场的特别分享。

我是一个非常晚熟的人,因为我父母的观念也脱离了时代的发展,从小他们教导我克制和忍耐,只要求我循规蹈矩,不要求我成功富贵。他们极少给我鼓励和建议,但也不给我压力和负担,尤其是从不拿我和别人比较。所以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过得浑浑噩噩、自由散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追求什么。同时我的性格过于内向,害怕和人竞争,在社会里到处感到不适,这导致我频繁地更换工作。

后来年岁渐长,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我又尝试去做生意。但生意上丑陋的竞争和粗暴的冲突导致我几乎崩溃。就在这个时候,我找到了写作,以此回避我不能适应的现实,这一年我30岁。不过,写作并不能养活自己,我仍然要通过工作获得经济收入。因为年龄和履历的缘故,之后我只能做一些对学历和技能没有要求的工作。不过我不抱怨,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胡安焉曾在广西南宁与朋友合伙开店。点击图片可打开专访《在做过19份工作之后,他找到了什么?|专访胡安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网上受到关注后,有财经媒体的记者联系上我,想通过我找到一些愿意接受采访的在职快递员,因为我那时已经离职了。那位记者告诉我,她已经问过一些快递员,但没有一个愿意接受她的采访。于是我帮她问了我的那些还在干快递的前同事,结果他们同样对接受采访毫无兴趣。

因为接受采访要花时间,却没有经济回报,网络传播经常被人断章取义,说出来的话可能被人曲解,而且即使没有被曲解,万一说错了些什么,被自己的公司听到了,也可能遭到惩罚或解聘。对于加盟制的通达系快递来说,加盟站点有时会借媒体的力量向公司施压,为自己争取更优惠的条件和利益;但我任职过的三家物流公司全是直营制,对我那些前同事来说,和媒体合作,只有风险,没有好处,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

因此我必须承认,我会写出这本书,首先得益于我已经离开了物流行业,否则我肯定不敢写下它,或者要写也只能避重就轻。毕竟我送快递的时候,在扣除五险和所得税后,到手的年收入有八万多,靠写作我可挣不到这个钱,起码在当时是没有这个可能。

不过,虽说我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想,有可能会冒犯我曾任职的公司,但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反映快递员的处境,或物流行业的现状之类,那些都不是我写作的切入角度。我只是一个前基层员工,没有其他信息来源,手头的样本就只有自己,以及认识的寥寥几十个同事同行,他们和我在同一家公司或同一个地区从业,彼此的职业经验和视野非常趋同。

凭我具备的条件,如果想对整体或宏大的问题发表见解,就很难不说出一些偏颇和虚妄的话来。我现在提到这点,是因为在较早采访我的媒体记者里,关心这个话题的并不少,他们问我是否觉得自己在为某个群体或阶层代言。每次我都立刻回答不是——我从没得到任何人的授权,我没有资格代言。

很多读者从我讲述的经历中,了解到我身处的劳动群体的处境和现状,那是因为读者在阅读时,借助自身的社会经验,作出了从个别到普遍、从现象到本质的总结。他们可以认为我的写作起到某种代言的结果,但我并没有带着那样的目的去写,不能把我写作的结果和目的混为一谈。我只是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想见闻而已。在组织书写内容时,我主要落笔于那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和事,而不是更能反映现实问题的信息、观察和判断。

我在写作上的喜恶和取舍、方法和观念等,都来自我对文学的多年爱好和写作实践。虽然我写下的打工自传,一般被归在社会纪实类别,但我其实很少读这类的书,我的写作也没有借鉴过这类作品。我的阅读集中在西方文学方向,以小说和散文为主,以及少量相关的批评、理论、传记和哲学随笔等。

早前有媒体记者问我:同不同意网友称我为网红作家。当时我的书还没有加印,刚拿了三万多块首印版税,后面还有没有收入,我也没有把握。所以我说不同意:在所有网络平台里,我唯一使用的是豆瓣网,而我的豆瓣账号当时只有一万多关注,现在也只有两万出头。我知道网红是要运营的,要持续不断地输出内容,我在豆瓣网一年都发不了几条广播,怎么能算是网红。

不过时过境迁,如今大半年过去了,我的书后来获得的反响让我感到受宠若惊。我清楚,有很多写得比我好的作家和作品,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多关注。如今我既惭愧也心虚,对网红的说法变得更加包容——可惜后来再没有记者问我这个问题——我确实是先在网上“红”了一下,才会被浦睿文化关注到,并最终促成了我的书出版。

《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著,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2023年3月。

可以说,这本书的诞生,完全不是出于我的规划,而是许多偶然和外部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是在2019年12月,我任职的快递公司结束了运营,假如不是当时我被解聘了,2020年我就不会重启写作。当然,将来我肯定还会再写,但只要时间点变了,后续的际遇肯定也截然不同。

接着是让我在网上“红”了一下的那篇文章,其实是我的一篇随笔,只花了大半天时间完成,随手贴在豆瓣网上,根本没料到会有那么多人阅读、留言、点赞和转发。毕竟我从2006年就开始上豆瓣网,十几年里至少发过两三百篇文章,比这篇写得认真的都有不少,但从来就没有几个人会读。

在那之后,一个关注写作的艺术组织“副本制作”联系上我,在打听了我的工作经历后,他们建议我把做过的最后一份快递员工作的经历也写下来,这是2020年4月的事情。我应他们之邀写下的文章,成为后来我正式出版的打工自传的雏形。

去年我接受了不少采访,也参与了一些线上视频和播客的录制,以及和读者的现场交流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既是陌生的,也是新鲜和异质的。人们愿意听我说话,是对我的一种认可,从前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假如说工作会异化人,这些经历也同样会。比如说,充当某种符号或象征,当然这会有回报,可是与此同时,意味着取消我身上更复杂、本真甚至矛盾的方面,而那些方面对我的写作至关重要。

在2020年之前,我的写作方向是小说,但我的小说写得不够多、也不够好——关键是状态不能保持,十多年间断断续续,写两年停两年是常态。那时候的我绝对想不到,将来自己会出版一本打工自传。对我来说,写自传要比写小说容易得多,或许这就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吧。

接下来,我的写作会回到小说方向。不过当然,写作和出版有着时间差,我去年出版的打工自传,其实完稿于2021年。在那之后的近两年里,我又完成了另外两部自传性质的书稿,或许会在今年内出版。不过,这个方向的写作已经告一段落了,我很感激自传写作带来的收入,但我心心念念的仍然是小说。

我认识的一些小说作者,他们出版一本书,到手的版税就四五万,当然,他们是一边上班一边写作的。假设他们不上班,每年出版一本小说,那五险还得自己来买,每年大概要为此花一万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到手的收入还不及我送快递的一半。

我非常幸运,我写自己送快递的书,比我送快递时挣到的多。同时因为我的前快递员身份,很多读者对我的要求不高,大概他们觉得,一个快递员写成这样就不错了,应该鼓励而不是苛求——这样的待遇我那些写小说的朋友可从没享受过。

2023年对我来说是特殊的一年,我从没试过如此密集地表达自己,也从没获得过如此多的反馈。这些反馈部分来自现场交流,但更多是来自网上。我看到有读者提到,我在20年里换了19份工作,这是个失败的范例,这样的人生不值得提倡,这种书也没有价值。对此有读者反驳道,我现在出版了一本书,就说明我成功了。我感激维护我的读者,但对于这两种观点,我都不大认同。

首先,我写的不是工具书,不带有解惑授业之类的实际用途。同时它也不是某种宣传,不为竖立榜样、供大家学习。它只是记录了一个普通人的真实经历,这本身就有价值。当然,有的读者会从中得到启发、触动、共鸣或鼓励等,而有的读者什么也得不到,这很正常,从来没有一本书能打动所有读者。

其次,似乎有部分读者认为,阅读就是为了向成功者取经,失败者身上没有可供借鉴之处,读他们的经历自然也是浪费时间。对于这种观点,我认为阅读的意义远不止此,但有人带着这样明确的目的读书,本身绝对无可厚非,但不该认为不适合自己的书就没有价值,这种想法就狭隘了。

关于人生的成败,其实并没有客观的标准,有些表面看来成功的人,内心并不快乐和满足;相反有的人箪食瓢饮,倒也不改其乐。总之我选择的人生,我自己承担后果,对此我没有怨言,也没有妨碍别人,所以我不觉得有谁比我更成功,但也没有谁比我更失败,大家仅仅是不一样而已。

从成功和失败的角度看待人生,这有点像是一种唯结果论。相比于此,我更喜欢从丰富和单调、开放和褊狭、充实和空洞、诚实和虚伪等角度来审视人生,我觉得会有意义得多。而丰富、开放、充实和诚实,也是我在写作上对自己的要求。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胡安焉;采写与整理:申璐;编辑:西西;校对:薛京宁 柳宝庆。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时间的刻度:新京报年度好书20年》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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