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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艺术与技术咬合前进的35年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4年02月23日 08:53

原标题：中国媒体艺术与技术咬合前进的35年

◎剀弟

展览：动为行——中国媒体艺术35年

展期：展至2024.2.25

地点：天目里美术馆

随着人工智能可以根据文字指令即时生成短视频的新闻出炉，一个跨年的展览重新回到视野，这就是聚焦中国媒体艺术、由张尕策展的“动为行——中国媒体艺术35年”。杭州天目里美术馆的这个展览通过72位（组）艺术家的79件代表作品，关注国内艺术语境下媒体艺术35年的产生、发展和现状。

媒体艺术和新媒体艺术

作为回顾展，“动为行——中国媒体艺术35年”最大的特点就是并没有以时间作为主要线索，而是划分为三个章节——作为行动的运动、作为互动的运动，和作为能动的运动，对应策展人在这个领域的长期思考和研究。不同代际艺术家的作品打散在其中，丰富的媒体艺术形式，包含影像、装置、行为、交互、游戏等在展厅两层密集排布。

什么是媒体艺术？媒体艺术与科技的关系是什么？拨开混乱名称和作品表象的迷雾，观众仍然可以从展览中获得一些信息。

观众明显能够在第一时间分辨出，展览中的作品与传统的绘画和雕塑等艺术形式不同——它最显著的形式就是“运动影像”，要借助技术手段方能实现。比如展览第一章节里展出的张培力1988年的作品《30×30》，显示屏里记录艺术家将一块30×30厘米大的镜子摔碎，并用502胶水黏合，然后再摔碎，再黏合，不断重复。它唤起了观众对最早录像机和录像带的回忆。这些早期录像艺术也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从静止的绘画、雕塑，生发出全新的运动影像。

在“作为行动的运动”板块中，有不少作品属于录像艺术。比如我们看到的张培力这件作品。张培力以及宋冬、朱加等艺术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使用新型媒体设备创作的作品，寻找突破平面图像的新视觉语言。这种创新与技术的新是同步的。

令人混淆的新媒体艺术指的是以数字媒介为导体、随着互联网出现而产生的艺术形式。只是在今天的学界，在变化发展迅速的环境下，不再分新与旧，媒体艺术通称为和（数字）技术媒介相交合的艺术。

媒体艺术与技术咬合前进

展览大部分作品都以数字媒介为基础，并呈现与科技越来越多元的互动。到第三章节，装置作品明显越来越多，科技与艺术边界逐渐模糊。这个时候，也许执著于名称已没有意义，但至少，我们知道了媒体艺术本身就是与技术咬合前进的。

这个名称和形式演变背后所透露的信息，则是人如何看待技术和技术使用的问题。从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的感觉能力的延伸”，到今天技术与人共生关联，甚至展览挑战性地将“运动”诠释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活性介质。这背后，对应着对人类和未来的思考。

运动影像的突破潜力

整个“动为行”展览中，我个人比较关注运动影像的艺术家作品个案。正如上文描述的，运动影像其实连接了媒体艺术最初诞生时对艺术新语言的探索，以及拥有身体的人和机器的运动潜能。

在这方面，艺术家李明的作品可以看到持续的突破：既是身体与技术手段的即兴游戏，又创造了吸引观众观看的视觉体验。展览中的作品《直线，风景》也让人体会到这点。作品素材源于艺术家从杭州行至高雄沿途拍摄的影像，刺激我们回忆和想象移动中的风景。

李明的创作路径提示了媒体艺术在运动影像上的多种表达方式：记录行为、情绪渲染、创造虚拟空间。艺术家与数码图像的关系指向一种跨越的行动，技术作为延伸，也可以发展出自己的即兴舞蹈。

而艺术家王拓2016年的作品《角色扮演》，则体现他一贯对影像叙事真实性的质疑。图像的再现和记录功能以及蒙太奇效果，成为运动影像在大众应用层面最重要的基础。即便是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仍会强调逻辑可信性，并以此为基础。但是艺术家通过镜头前一对夫妻面对采访的回答，在三个层面质疑了真实性：语言、画面和作为语言内容指向的家庭心理治疗。如同是对媒介本身的隐喻，媒体艺术通过持续生产，也在持续创造混乱景观，对应无法被简单理解的现实世界。

唐潮、吴艳丹、刘毅、陆正2021年创作的作品《在自然与后自然之间的我们》也是以运动影像方式呈现，但是增加了人物在其中的表演性。“演员”将观众带入后人类城市和自然景观中，我们获得的陌生感主要借助于表演结构，而非叙事真实性。这样的作品可以想象变为剧场版本，塑造出更强的异化体验。

而展览最初的运动影像，其实早已提示人与科技关系的互动性。朱加1994年的作品《永远》中，艺术家把一台小型摄像机固定在老式平板三轮车的轮子上，随着轮子的滚动，摄像机拍下了北京街头景象。这天旋地转的画面让我联想到1929年吉加·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虽然电影眼理论与记录电影有关，但是今天回看被赋予了主体性的镜头，我们依旧能获得有益的启示：一旦人开始使用工具，就不仅仅是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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