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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玮评《日本汉文话丛编》|日本汉文章学的轮廓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4年02月26日 11:52

原标题:成玮评《日本汉文话丛编》|日本汉文章学的轮廓

《日本汉文话丛编》,慈波、王汝娟编订,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1985页,498.00元

中国学界注意到日本汉文话,为时并不晚。钱锺书《管锥编》尝征引斋藤正谦《拙堂文话》,称许“斋藤论文,每中肯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419页)。1994年,王水照、吴鸿春编《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刊行(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拙堂文话》、海保元备《渔村文话》及吉川幸次郎《中国文章论》,日本汉文话始广泛流播于国内。其后王先生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也附录斋藤、海保二书以备参。

王水照、吴鸿春编《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

王水照编《历代文话》

但是除此而外,大量日本汉文话,迟迟未得点校整理。近年域外汉籍研究风生水起,日本汉诗话的点校整理,随之全面铺开(譬如马歌东编校《日本诗话二十种》,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赵季等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中华书局,2019年),汉文话更感相形见绌。如今,慈波、王汝娟编订《日本汉文话丛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以下简称《丛编》,引用仅随文括注页码)付梓,在已知百余种文话中,择取二十五种先行推出(另附广池千九郎《中国文法书批阅目录》),极大弥补了这项阙失。

编订者将日本汉文话分成三期:五山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五山汉文话率出禅僧之手,集中讨论四六文,影响不越宗门一步,与后世区别显然(“前言”第6页)。《丛编》因而主要收录江户、明治时代之作;五山部分,仅取集大成的大颠梵千(1629-1685)《四六文章图》示例。通览《丛编》,依稀可窥日本汉文章学的轮廓。

安积信(1791-1860)为川西潜《唐宋八大家文格》作序,关于日本汉文章史有一综述:

吾邦文章之起远矣。遣唐之使、留学之士,与唐朝诸名士相交,亲承指授,才藻之美彬彬如也,惜其未脱骈俪之习耳。尔后数百年,多乱少治,干戈相寻,文章荡然扫地而尽矣。元和鞬櫜以还,操觚之士寖兴。其文虽未精畅,亦颇知以韩、欧为法。至蘐园翁(荻生徂徕)出,则才力足以振之,学殖足以运之,笔力闳肆,超脱俗习,大有功于艺林矣。而顾独染指于李、王诡僻之文,贻误后学不尠。五十年来诸老先生始悟其非,专刻意于唐宋八家,而参之以有明宋景濂、方希古、唐荆川、王遵岩诸家。于是文章之道大开,高者可以进配韩、欧,次亦不下唐、王诸子。猗戏盛矣!(1545页)

他把日本汉文章的写作,追溯到遣唐使那里,开端不可谓不早。惜乎继者寥寥,直至“元和偃武”(1615),已然进入江户时期,方始蹶而复振,且由骈文转向古文。起初略知取法韩愈、欧阳修。及荻生徂徕(1666-1728)效法李攀龙、王世贞,前后七子乃风靡一世。最近“五十年来”却遭遇反拨,明代唐宋派的势力,驾七子而上之。安积氏此序撰于天保十年(1839),上推五十年,指宽政元年(1789)左右。要之,江户时代汉文章的主线,乃是前后七子与唐宋派的更迭。

荻生徂徕肖像

汉文话之流变,与其桴鼓相应。荻生徂徕《文渊》称:“若微于鳞、元美,何得见秦汉以前日精月华于数千载之后哉?”(689页)推崇李攀龙、王世贞不遗余力。其门人太宰纯(1680-1747)《文论》第五篇则称:“后之修辞家见韩氏(韩愈)之末弊而欲改之,于是务择古辞。李献吉首倡此道,汪伯玉、李于鳞、王元美继作。……然其行文,献吉、伯玉尚遵古人之法,于鳞、元美则用今法。献吉时去陈言,犹退之也。元美好变用古辞以见其巧,于鳞、伯玉即用古辞不敢裁割,于鳞又好险其语,以为古文辞当如是。呜呼!古文固难读,不亦有易读者哉?”(740-741页)除去李攀龙、王世贞,又举出李梦阳、汪道昆两家。前者系前七子领袖,功在“首倡”;后者据钱谦益说,“嘉靖末,历下(李攀龙)、琅琊(王世贞)掉鞅词苑,伯玉慕好之,亦刻镂为古文辞”(《列朝诗集》丁集卷六“汪侍郎道昆”小传),系后七子之支脉。看来,太宰氏取径较乃师稍宽,而且褒贬兼具,不一味仰望,不过,整体仍未脱前后七子园囿。嗣后论者纷纷,态度多样,然而某种程度上,均可视为对荻生徂徕的回应。

弹指数十载过去,时风丕变。赖山阳(1780-1832)称:“譬之治秦汉文,全在矿者也。(唐宋)八家范之者也,学范之者易成形也”(古田梵仙、太田大俊《二大家文则》引《山阳先醒答》,1814页),已由秦汉折返唐宋。斋藤正谦(1797-1865)《拙堂文话》卷一称:“袁中郎乘李、王之弊而起,以暴易暴,其弊视李、王更甚”,将七子、公安两派一笔抹煞;又称:“明季之文,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三家为正路”,独尊唐宋派的立场十分鲜明(1290页)。菊池纯(1819-1891)尽管要求对于唐宋文“神而明之”,勿露模仿痕迹,可也承认此派文章“何可废”(《晴雪楼文话》卷二,1591页),其时已届明治前夕。

《拙堂文话》

待得明治开化,欧风美雨来袭,本土意识勃兴,两面夹击,“直接使得汉学失去了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前言”第8页)。日本汉文章学退居一隅,终至衰微。以往门户之见,在危局下荡涤几尽。东正纯(1832-1891)《文章训蒙》卷上称:“明宋潜溪、刘青田、方正学、王阳明、王遵岩、归震川、唐荆川、茅鹿门诸家,皆可接武于八家之间。而李献吉、何太复及王弇州,亦自有精造矣。而独李沧溟之文晦涩难读,当时其党已疑之,余所不喜也。徐文长、袁中郎亦一种斩新之妙,不可掩焉,不可不读也。”(1637页)在有明一代,非但笼括前后七子、公安、唐宋诸派,甚且时时阑入其他文家,只摒弃了李攀龙一人,堂庑特为开阔。石川英(1833-1918)《文法详论》卷上“谕言”第四篇更称:“今之诸子大抵学八家,至若辞赋骈体置而不取焉。若表、启、劄子,皆用国文,故不用力于此,所谓语焉而不详者,安得醇乎醇者哉?”(1683页)进一步主张旁习骈体,连骈散的界线也淡化不少。这时节,日本言文一致运动方兴未艾,石川氏提及的“国文”用途渐广,尤其威胁汉文章的生存。当此之际,如何整合内部家数,应对外力挤压,成为汉文章学的核心课题。

以上简单勾勒,远无法穷尽日本汉文章学的内蕴。所幸《丛编》每部文话皆冠以提要,概括宗旨、评估价值、介绍版本,论析每能深入腠理。有时辨析文话材源,疏通文话思路。譬如川西潜《唐宋八大家文格》自云取材于唐顺之《文编》,提要则指出:“《文格》选录的文章中有二十八篇不见于《文编》,而这其中有二十四篇被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收录”,由此推断,川西氏“应该还参考了其他通行选本与八家别集”(1543页)。对其材源范围,认知更为准确。大颠梵千《四六文章图》以文话而专辟一卷(卷四)讨论诗歌,何以如是?提要解释道:“诗体以五七言居多,而四六句式则以四字句、六字句为主……但五言诗削去一字、七言诗去其下三字,则往往可用于四六……故而熟悉诗语与句法,实则有裨于四六”(422页),抉发此一特殊体例的深层原因。有时取文话作者其他著述参证,以呈现其思想全貌。譬如荻生徂徕《文戒》提要,详列作者各类古文选评(658页),足见其对于李攀龙、王世贞的心摹手追。同一作者《文渊》提要,又将此书要点同《译文筌蹄》《四家隽》《文理三昧》印证,坐实“徂徕文章观念形成甚早,且贯穿其学术生涯”(684-685页)。有时更横向比较不同文话家之异同。譬如皆川淇园《问学举要》提要,联系荻生徂徕、伊藤仁斋,谓三人悉属朱子学的反动而蕲向不一。徂徕以古文辞为求道必经之途,仁斋以今文揣度古文,俱将文辞看作工具。淇园则认为道无象无形,唯有借名表出,绎读文辞正可使名、物孚合,上窥道原,“由此,文辞之学摆脱了工具论,成为其学术思想的本身,而带有‘语言哲学’的意味”(824页)。这就阐明了皆川淇园开出向上一路的贡献。有时给文话家以历史定位。譬如熊坂子彦《文章绪论》提要,叙述作者长育于偏僻的陆奥,一生曲折求学历程,以其书当“地方文人在主流文化潮流中勉力迎拒的一种表现”(872页)。赖山阳《小文规矩》提要,点明作者反对蹈袭七子,食古不化,“是东国文学本土意识兴起的标志性人物”(1140页)。凡此种种论析,使读者于日本汉文章学的演变轨迹、节点及主线之外复杂情状,得有更精细的把握。一部日本汉文话史,也俨然略具形体。

赖山阳

基于《丛编》所搜罗的文话资料,尚可探索许多饶有兴味的专题。诚如编订者所言,赖山阳乃一界碑性的人物。但世事多渐变而少骤决者,细阅《丛编》,他的态度,其机早伏于前。中井积善(1730-1804)已经主张:“盖所贵在乎精核淹通,得古人之妙于牝牡骊黄之外”(《闲距余笔》,798页),不以句摹字拟为然。熊坂子彦(1739-1803)进而提倡:“苟得其法,则虽缀以国字可也,顾所以运之如何耳”(《文章绪论》,881页),即连通篇汉字也不复必要,藩篱拆去泰半。他们都是赖氏前一代人。同代人龟井昱(1773-1836)则声称:“我日本以其辞为辞,有焕其章,何用异域之文为?然无是则可,有则泯泯,可乎?”(《题蕿文谈首》,948页)撰写汉文不让中国,推崇日语不亚汉语,本土意识彰明较著。赖山阳之论调,必须置于此一氛围中,始觉水到渠成。由是观之,与其说唐宋派替代前后七子而流行,驱退了泥古风气;毋宁说泥古风气消退,为接引唐宋派创造了条件。放宽视界来看,十七世纪日本学者“更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国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167页),以中国文化传人自居,轻蔑现实中的清王朝。再转进一层,日本自身传统的地位提升,便系题中应有之义。故到了十八世纪,他们即“针对用汉文所写的《日本书记》(“记”当为“纪”),试图在仿佛留下了古代口语的《古事记》中找到‘古之道’,这在本居宣长那里达到了极致”([日]柄谷行人:《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见所著《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94页)。中井、熊坂一代的新动向,与此合若针芥。

纵观日本汉文话,罕见中国时或浮起的重道弃文口径,向来讲求因文见道。伊藤长胤(1670-1736)称:“文虽行之余,而所以明道解经者非由此则不能,其所关系亦不细焉。”(《作文真诀》识语,697页)皆川淇园(1734-1807)称:“道者,自修己之道也。学者,自长其智之学也。此特吾得之。夫圣人之辞,吾心会焉,而后可得以修、长焉者也。”(《问学举要》,829页)猪饲彦博(1761-1845)称:“窃谓使世之文章,名正言顺,虽无关于治道,亦名教之一端也。”(《操觚正名序》,913页)斋藤正谦称:“圣贤之道术非文不明,古今之事业非文不传,故古人以为贯道之器,又以为经国之业。文之不可已也如是哉!”(《拙堂续文话》卷八,1522页)这些文话家,持论互不相谋,在此却是异口同声。明治以还,石川英仍宣布:“文章本是圣人之道。……韩柳以下,欧苏诸子,亦皆儒者之文也,非道二程、晦庵等而已也。”(《文法详论》卷下“论文类纂”,1764-1765页)这一特点,同其语言处境有关。日本中世以前,习惯训读汉籍,“训读不是翻译作为外国语的中国语,而是试图照原样把中国语读作日本语的荒诞行径”。面对此法,荻生徂徕首揭义旗,“徂徕认为,训读无视语言差异,无助于正确理解原文意义,因此,必须抛开训读,直接阅读中文原文”([日]末木文美士:《日本思想史》,王颂、杜敬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43、144页)。江户汉文话兴盛于反抗训读法的背景之下。透过研味文辞,得汉籍——包括儒家经典——之正解,是其重要起点。文、道联结之紧密,有非中土所能体会者。这也奠定了后来汉文话的总体性格。

末木文美士著《日本思想史》

一旦把汉文当作汉文理会,中日语言间的鸿沟就愈发醒目。为此,日本文话家构想出若干训练方式。伊藤长胤《作文真诀》转述其父伊藤仁斋之法:确认汉文章原作,一二百至五六百字不等,请他人“以国字换写”,而后练习者“就译文以汉字复写,照数销注讫,以原本一一查对,朱书于旁,验其中否”。其法唤作“复文”(709页)。简言之,即将日译再回译为汉文,与汉文原作相较,借以训练、验证汉文运用能力。百余年后,帆足万里(1778-1852)《修辞通》依然沿用。他责备“伊藤氏复文,汉音皆代用国字。本邦所传汉音混讹难辨,则老师宿儒尚难之,岂可以强初学乎”,于是加以微调,“其宜和诂读者,代以国字;汉音读者,仍用汉字,一直写下,从本邦语脉”(1123-1124页)。应该说,帆足氏改良的复文法更适宜初学,而伊藤仁斋的原创性固不可掩。从复文法,令人想起十八世纪英国史家吉本(Edward Gibbon)的经验。他学习拉丁文与法文时,也曾两者互译,“比方说,我拿西塞罗一封信译成法文;译后将它放在一旁,等到我把原文的词句全都忘记了,再将我的法文译文尽我所能译成拉丁文。于是拿我的蹩脚译文同这位罗马演说家的平易、文雅、恰当的句子逐句对照”(《吉本自传》,戴子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70页),因而突飞猛进。吉本是在两种非母语之间互译,具体处置细节也不尽同,而其原理,与复文法实无二致。可见伊藤、帆足等人的训练方式,深合语言学习普遍规律。这属于中国古代文话不太涉及的话题。

上举数事,尝鼎一脔,足以反映《丛编》蕴藏之富。据“前言”预告,其余日本汉文话正在整理中,甚盼早日出版,想会提供更多耐人寻思的论题。目前问世的《丛编》,选择文话兼顾典型性与多元性,点校堪称精审。日本汉文话的通盘整理、考察,必以此为嚆矢。自然,点校工作琐细,也难免偶尔失手。兹录几条:法眼正意《文章达德纲领序》:“学者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理解之者,文不欲奇而自奇,诗不期工而自工。”(11页)“以气为辅”后,句号当为逗号。猪饲彦博《操觚正名》:“若夫王、李之文,谓北京为‘长安’、兵部尚书为‘大司马’者,犹本朝公卿称唐名也。,亦唯其党之私称耳,固非以为纪实之正称也。”(941页)“犹本朝公卿称唐名也”后,多一句号。东正纯《文章训蒙》卷上:“茅鹿门、沈确士等,作家也;林西仲、金圣叹,评家也。作家之言皆可资,而评家之言,其益不必多矣。《庄子》因《必读书》及《左绣》等,世所争喜,然皆评家之言,余不甚取之。”(1640页)“《庄子》因”当为“《庄子因》”,清代林云铭(字西仲)著作,承应前文“林西仲”而来。此等小节,期于重印时订正,俾全书更臻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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