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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安石丨《语义论》（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4年03月12日 16:34

原标题：石安石丨《语义论》（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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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论》是语义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对语义学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客观公允地评介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全书深入浅出，条理清晰，简明精练，论证严谨，富有独到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语言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

今刊书中第一章《作为语言学一个分支的语义学》，让读者对语义学有一个初步了解。

作为语言学一个分支的语义学

文丨石安石

自古以来人们就关注语义问题。且不说对于古文献字句的注释，就是对于语义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开始得很早。在我国，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无论儒家、墨家、名家、道家、法家，都对“名”“实”关系等问题发表过意见，其中有些至今还有生命力。在西方，公元前奴隶制时期的古希腊，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都探讨过语义问题，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著作中有若干篇章讲语义问题。不过，所有这些，都还不是对语义的系统研究。

一．布勒阿尔与语义学的建立

一般认为，语义学的建立以法国学者米歇尔·布勒阿尔（Michel ）1897年7月出版他的《语义学探索》（）一书为标记。据考证，法语术语，1890年以前即已从希腊语借来，很快传播到其他语言，到英语中成了semantics。这部书1900年译成英文，书名为《语义学：意义科学的研究》（Semantics：Studies in the Science of Meaning）。

与布勒阿尔差不多同时，英国学者波斯特盖特（J.P.Postgate）也在潜心研究语义。他在为布勒阿尔著作英译本写的长序中说，1877年起他就致力于语义科学的研究了。1896年10月，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年度会议上，他以“意义科学”为题，发表了一篇演讲。1897年9月，这篇演讲稿正式发表于《双周评论》，这比布勒阿尔的书晚两个月；后来作为附录收进布勒阿尔专著的英译本。

布勒阿尔的语义学专著材料丰富，生动有趣，重点在词义的历史发展方面，兼顾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讲词义变化的定律，介绍变异、扩散、类推等概念；第二编讲如何确定词义，介绍释义、比喻、多义、命名等；第三编讲词类、语序、组合规则等，涉及语法意义。

布勒阿尔的书也是第一部语言学的语义学专著。我们特别指出“语言学”的语义学，那是因为另外还有逻辑学的语义学，哲学的语义学，还有心理学家对语义的研究。逻辑学的语义学是对逻辑形式系统中符号解释的研究，又称“纯语义学”，对象并不是自然语言的语义。哲学的语义学围绕语义的本质展开涉及世界观的讨论。“语义学”或“语义哲学”又是20世纪前半叶盛行于西方至今仍有影响的一个哲学流派的名称。心理学家研究语义，主要是想了解人们在信息的发出和接收中的心理过程。语言学的语义学把语义作为语言（乃至言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方面进行研究，研究它的性质，内部结构及其变异和发展，语义间的关系等。这几种语义学自然也不是互相隔绝的。若干年来，语言学的语义学就不断从逻辑学和哲学引进了一些概念和方法。

以下我们在不加限制的时候提到语义学都指语言学的语义学。

布勒阿尔的书给语义的发展以重要的地位，声称研究意义的变化构成了语义学。这与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处于统治地位、布勒阿尔本人又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专家显然很有关系。同时他把语义限制在“词语”的意义上，主要是词义上。这两个特点，一直贯穿在他以后半个多世纪的若干有代表性的语义学著述之中。

二．布勒阿尔之后的语义学

（一）《意义的意义》一书

继布勒阿尔之后，一部有世界影响的语义学专著是两位英国学者奥格登（C.K.Ogden和理查兹（I.A.Richards）合写，1923年出版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这两位都是作家兼语言学家，他们曾共同创制了后来遭到各种非议的“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这比他们的语义研究更为出名。但《意义的意义》给后世的语义研究影响不小，各种观点的语义学专著几乎没有例外地要引用这本书中的某些论述。

（二）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后期

从30年代到50年代后期，以美国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理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统治着西方语言学。众所周知，布龙菲尔德认为，研究语义的人须是万事皆通的博学者，语言学家无法担此重任，语言学家关心的是语言的形式。在他之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进一步依据德·索绪尔“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的原理，把语义排除在语言之外。他们认为，语言包括表达形式和内容形式两个部分。语言的表达形式是音位（与之相应的表达实体——物理音响排除在外），语言的内容形式是语法（与之相应的内容实体——语义排除在外）。变通一点的是，如霍凯特（Charles F. Hockett）那样，在把“语法系统”“音位系统”“语素音位系统”看成语言的“中心系统”的同时，承认“语义系统”和“语音系统”是语言的“外围系统”，而在实际上，语义仍然没有地位。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创始人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第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句法结构》，对待语义的态度与他的对立面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并无两样。

在苏联，1950年的语言学大辩论中，斯大林为语义学讲了两句好话：“语义学是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词和语的含义方面在研究语言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应当保证语义学在语言学中应有的地位。”这次大辩论的直接产物之一——经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语言学概论》（）中，语义学作为一个独立部门，专章出现，约占通讯院士布拉霍夫斯基（）编著的《语言学概论》第二编的一半篇幅。这是一个创举。其后，莫斯科大学教授兹维金采夫（）的专著《语义学》（）于1957年问世。

英国学者厄尔曼（Stephen Ullmann）的几部专著代表本世纪中叶西欧学者研究语义的成果。主要有1951年的《词和它的运用》（Word and Their Use），1957年的《语义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后者于1962年扩充为《语义学》（Semantics）出版。

布拉霍夫斯基、兹维金采夫、厄尔曼等人都重视语义发展变化，是对布勒阿尔传统的继承。布拉霍夫斯基写道，“语义学是研究词语的意义及其变化的语言学分支”。兹维金采夫书中除讲了语义发展规律之外，还专章讲“历史比较方法与语义学”。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对语义的描写和发展两个方面并重，不似布勒阿尔的重发展而轻描写，这与整个语言学的时代潮流一致。再一点是，他们仍如布勒阿尔那样，把语义研究限制在词语意义主要是词义的范围之内。显著差别是，这些著作基本上不再把语法意义作为语义学的研究对象。

（三）20世纪60年代

语言学家研究语义，突破词义的范围是近30多年的事。乔姆斯基用深层结构的理论解释某些歧义现象，客观上接触到了词语间的语义组合关系。60年代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标准理论时期，正面接触到句子的语义问题。其中分化出了两个派别——解释语义学和生成语义学，两派学者都以相当的精力分析了句子的语义结构，代表人物前一派有卡兹（J.J.Kate）和福德（J.A.Fodor）等，后一派有菲尔摩（C.J.Fillmore）、切夫（W.L.Chafe）等。这时期另外的进展是深入开展了语义聚合关系的研究，有语义场理论的出现；开展了语义成分的研究，从而产生了语义成分分析法。

（四）20世纪70年代至今

70年代至今，有几位英国学者先后写了几部比较全面而通俗地论述语义的专著。包括利奇（Geoffrey Leech）的《语义学》（Semantics，1974，1981修订），帕默的（F.R.Palmer）《语义学》（Semantics，1976，1981再版），莱昂斯（John Lyons）的两卷本《语义学》（Semantics，1977），肯普森（Ruth M.Kempson）的《语义理论》（Semantics Theory，1977），克鲁斯（D.A.Cruse）的《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1986），各有特色。

三．我国的语义学研究

我国从60年代初期开始，在刊物上先后开展了某些语义理论问题的专题讨论。1986年出版的贾彦德的《语义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语言学的语义学专著。

（为方便读者阅读，文中小标题为本期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