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和黄黑蛮：故乡，两代人的心灵史

原标题：黄永玉和黄黑蛮：故乡，两代人的心灵史

导读：

无论时代走得多远，凤凰始终是黄永玉和黄黑蛮两代人心灵上的故乡。“乡愁，它是不会消逝，也不会让它消逝的。”黄黑蛮说

1959年，7岁的黄黑蛮第一次回故乡湖南凤凰。“从长沙到凤凰要坐三天汽车，中途要住店，当时没有电灯，都点油灯，车到了渡口要过河，车上船，人也站在船上。三天辗转，才到家乡。”

“黑蛮”是父亲黄永玉给他取的名字，男孩子，黑一点、蛮一点，质朴的名字中，透着一股子湘西的“野”劲。

五十年过去。黄黑蛮北方的普通话里透着一点南方气息，提起故乡，第一始终是凤凰。长期居住在香港，但黄黑蛮每年要回一两趟故乡的习惯，没有变。

“惊险”的童年凤凰记忆

凤凰串联的是黄黑蛮和父亲黄永玉两代人的心灵史。

1952年，黄黑蛮出生于香港，当时黄永玉是《大公报》的编辑。1953年，28岁的黄永玉离开香港，带着妻子张梅溪和刚刚七个月的儿子黄黑蛮乘火车抵达位于前门的北京火车站，年过半百的沈从文一个人站在月台上迎接他们。

“父亲很兴奋，大街上见了警察都过去握手。”黄永玉与夫人张梅溪分别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和儿童文学家，黄黑蛮便在京城成长，一口儿化音此后跟着他到世界各地。

▲ 上世纪70年代，黄黑蛮（右二）与父亲黄永玉(左二)、母亲张梅溪（左一）及沈从文（右一）

此时，“凤凰”对于黄黑蛮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1959年，七岁的黄黑蛮第一次随父亲回凤凰，五十年前的情景记得“特别清楚”。

“1959年的凤凰，下雪的冬天，街上几乎没有商店。路上的雪很厚，走在路上我们用一个像铁爪子一样的工具绑在鞋子上，以防滑倒。”

凤凰的一切，对于黄黑蛮来说都是无比新奇的。“奶奶给我买了一个用面粉做的糖球，那味道在今天都记得，真好吃。”

在上世纪20年代，黄永玉的父母分别是凤凰“新学”最高学堂男、女学校校长。作为特殊时代的一批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进步，在大革命时代险遭军阀逮捕。

这使黄永玉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也让他形成了一种乐观与坚韧的性格。快乐的性情和从容的态度，亦是黄黑蛮在父亲黄永玉身上获得的最大影响。

“奶奶住一栋木结构的老房子，今天还在。父亲几岁时候写在墙上的字迹也还在。”回到凤凰住了一个月，填充了黄黑蛮童年时代最为“惊险”的记忆。

“最逗的是晚上。那房子在一个山坡上，周围都没有房子，后面是竹林，半夜三更可以听到外面竹子都断了，听到野兽来了的声音。第二天早晨我们起来一看，木板阁楼下的雪地里，留下的是豹子的脚印。”

野兽来了的消息，令当地人惊讶，但又接受。“凤凰城里的肉类公司经常几十斤肉不见了，后来据说一个小孩在楼上的仓库发现过豹子。”黄黑蛮睁大眼睛，张大嘴——似少年模样。

不乐观，怎么画出画来呢？

黄永玉时常会和黄黑蛮讲“湘西”。讲述的方式有回忆，也有作画。

“他画很多画给我看，那时很多风景都在，有很多庙，父亲凭记忆画下了凤凰，这些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风景。”

黄永玉十二岁离开凤凰，只身闯荡闽南。青年时代的黄永玉，足迹遍及闽、赣、粤、港、台。泛读和行走的习惯，在他之后的八十多年间，从未间断过。

▲黄永玉

这位“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他的《太阳下的风景》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沈从文)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一本大书的。”

时代是一条巨流河。当黄黑蛮在北京刚刚小学毕业，“文革”开始。作为“反革命”，黄永玉被抓走，经历了苦重的岁月，这一家也经受了难以预料的折磨。

“苦难越重，这最后让你对任何困难都不在乎，不畏惧。这是我在父亲身上学到的，遇到任何困难一笑了之。”

黄黑蛮“文革”期间在一个街道工厂做钻工，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我那时候就想，要是能把所有时间拿去画画该多好。我想把所有丢失的时间都补回来。”

▲黄永玉作品

或许与从小耳濡目染有关，黄黑蛮和父亲黄永玉一样热爱画画。而在那个特殊时代，父子俩“像小偷一样去作画”。

“我们周末去画画，写生。当时还不能公开画风景画，我就偷偷地画。我父亲也是偷偷地画，半夜三更把窗帘拉上才作画，遇到风吹草动赶紧收起来。”

“经历了这个时代，所以就什么都不怕了。”黄黑蛮顿了顿。“对，突破它，不乐观怎么画画呢？”

把时间抢回来

政策松动的1978年，黄黑蛮到了香港。最初在香港唯一的艺术杂志《美术家》做助理编辑，尔后在上世纪80年代选择留学意大利。

“意大利是文艺的摇篮，做艺术的都应该要去。”

▲黄黑蛮作品

在意大利的第一年，他住在雕塑家老师家里，学金属雕塑，一到礼拜天便拖着画箱到罗马写生，“画纸随处铺在地上用石头压着”，看展览，逛博物馆——艺术之都的米兰让二十七、八岁的黄黑蛮，极度释放年轻的浪漫主义。

“当时很投入。”在米兰工业艺术学院学工业设计，黄黑蛮开始了自己的艺术之路。

1982年，在欧洲最大的艺术展览公司工作的黄黑蛮，从海报设计到场地到灯光全程参与——他带着“文艺复兴的艺术和文明展览”回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哈尔滨、广州做展览，之后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巡展。

▲在意大利的黄黑蛮

意大利的七年“生活很自由”。“前半部分的生活跟政治息息相关，后来的人生便由自己选择。”1987年，黄黑蛮回到香港，开始了职业画家之路。

画画，又成了黄黑蛮和父亲两代人的一件事——画画就是两人的日常。

黄黑蛮把自己整个都投入进去。每天画画，有时早上起来画到天黑也不知道，不能被打断。“这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我从中得到最大的乐趣。”

父子俩也会聊画。黄永玉曾是中央美院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对于儿子，他也“教”。“他一眼就能看出你的优缺点，每次都能讲到点上。”黄黑蛮说。

两代人的绘画不一样。黄黑蛮画油画，更具写实性，更西化，也有着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时代的变化，不可能一样，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表达。我们两人完全不一样。”

黄黑蛮每一两个月去探望父亲，父亲的勤奋让他也“很感动”。

▲黄永玉作画

“父亲忙得不得了，早上起来就写文章，写回忆录，为杂志画插图，每天下午作画。”

对父子俩而言，“如果不经历‘文革’，命运也不会改变。只是时间可惜了。”黄黑蛮不惧聊起过去，但更愿意看向未来，一心和时间赛跑，“要把当年的时间都抢回来”。

心灵上的故乡

2013年，媒体上轮番出现关于“黄永玉美术馆”在吉首选址的新闻。

这座美术馆的造型是一座横跨万溶江的大桥，也是世界上第一座在桥上的美术馆，建筑面积超两千平方米，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张永和设计，由黄永玉基金会捐资两千万建设。

在这之前，黄永玉设计并全额捐款修建了“风、雪、雨、雾”四座桥。

2014年4月，黄永玉出现在吉首古镇乾州。在凤凰的家中，鲜少面对媒体的他谈起这几项捐助，说：“趁还活着，希望可以多为家乡建座桥。”

黄黑蛮这几年每次回凤凰，也都是离不开这个馆的筹建。很多具体的问题，让美术馆直到2015年才开工，“顺利的话，应该在2017年年底完工。”

“这是个美术馆，也是个博物馆，我们希望给少数民族的艺术家办展览，也为民间艺人的手工艺品做展览，比如民间的蜡染、剪纸、狮子头、苗族服饰，这些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守护凤凰这座古城，悄然又牵引了父子两代人。凤凰，成为黄永玉和黄黑蛮两代人始终离不开的话题。

“凤凰古城要收费的新闻出来时，我父亲很不高兴，我也很不高兴。文化是无价的，作为文化名城还有意思收费？”

当凤凰的名声越来越大，古城拆旧建新。黄黑蛮看到凤凰“太闹了”，走的速度“太快了”，黄黑蛮想尽力拉住它。

黄黑蛮每次回去都会去走走看看，也找人具体调查过。作为湖南省政协委员，他把凤凰古城的保护写进提案。

“我知道有些地方要拆了，面目全非，一点意思都没有。有些危房是可以抢救的，应该尽量保护，维持原状。我想保护这些老旧的东西，因为拆了就完了，后悔都来不及。”

无论时代走得多远，凤凰始终是黄永玉和黄黑蛮两代人心灵上的故乡。“乡愁，它是不会消逝的，也不会让它消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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