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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鸿非虚构写作的范式意义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4年03月21日 16:27

原标题：论梁鸿非虚构写作的范式意义

论梁鸿非虚构写作的范式意义

□刘杨

非虚构写作在国外最初指叙事性较为明显的新闻。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在相关议题上的讨论颇多，但不同学者认定的“非虚构”在内涵与外延上存在差异。作为国内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人物，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中，持续性开展创作探索。其“梁庄系列”作品在非虚构写作领域具有开拓性贡献和范式意义。

“非虚构写作”规定的是作家主体的写作姿态。在这一概念之下，作家声称开展非虚构写作，就要紧扣真实故事或有据可查的资料。“非虚构”指向的是作品层面，“写作”指向的是创作主体层面，它们对应着两个核心问题，即作品的真实性与主体的自律性。在这个基础上，还有非虚构写作的艺术性问题。梁鸿在真实性、自律性和艺术性三个维度，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较成熟的写作范式。

重构“真实”

非虚构写作的“真实”不同于虚构写作所标举的“艺术真实”。它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写作主体不因自己的倾向性而遮蔽对象的某些特征；其二，写作主体的创作态度是真诚而非讳饰的。不杜撰人物，不虚构事件是真实性的基础，这个基础上，梁鸿还提出要排除“先验的意识形态……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中国在梁庄》）应该说，梁鸿的梁庄书写之所以成功，离不开她的这种“警惕”。

梁鸿在这种“警惕”之下整合她所收集的材料。其创作涉及了乡村城镇化、河湖污染、农民工进城、留守儿童等诸多问题，但并不给人凌乱之感。这是因为严密的思想逻辑在其梁庄书写中起了统摄作用。在《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中，梁鸿将收集到的材料和个案，统摄在她对乡村结构变化的思考中。这种思考一方面来源于现实的观察，另一方面借助社会科学理论对事件展开的理性透析。到了《梁庄十年》中，梁鸿成功地让人物自己言说自己。她将观察记录和人物的自我言说，有机地隐蔽于问题意识下，而非直接发出议论。《梁庄十年》努力揭示中国乡土社会转型后的真实面貌，并且发掘宏大话语遮蔽下的、被忽视的问题。这样的写作无疑对非虚构写作具有启发性意义。作为叙事者，梁鸿不是自外于叙事空间的。她成为笔下场景的一部分，细致地观察、聆听，在记录中不改变和评判人物的状态。《梁庄十年》中，梁鸿依然呈现了一个个生命个体的生存境遇。她尽可能收缩了自己的感慨，更为冷静地注视着乡民。这种写作方法有效避免了因观察者的理论偏好导致叙事对象真实状态的变化，也可以防止叙事者回避某些问题而只是展示事件的部分状态。

伦理自律

非虚构写作打破了文学自律意义上的审美自足性和艺术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虚构写作是完全反自律的写作。正因非虚构写作指向的是主体的写作姿态，所以规约主体便不是客体对象的审美自律性，而是主体的自律意识，特别是叙述主体的伦理自律。非虚构写作能够发挥真实性的力量，不仅取决于作品内容是否有震撼性，还高度依赖创作主体的伦理自律意识。梁鸿在写作中有着清晰的自律意识：“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中国在梁庄》）

这种主体自律不仅体现信息源真实可靠，更重要的是梁鸿在写作过程中能保持着必要的伦理规约，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谁，自己和这个故事的关系是什么。她曾经“一度想放弃‘我’，用一种完全客观的方式重写梁庄”，但她还是保留了这种叙事角度并取得了成功。这也说明，非虚构写作的成功不在于叙事人称与角度这些技术性问题，而是写作主体要有清醒的自律意识，对自己的叙事权力有伦理监督，从而更精准地抵达“真实”，即“通过‘我’的眼睛，才能够更深入地展示出‘梁庄’在我们时代和历史中的存在真相”（《中国在梁庄》）。当然，作为“梁庄女儿”的梁鸿也将自己的“乡愁”融入梁庄书写，但她的抒情始终有着现实经验记录作为依凭而不致偏颇。这在“河流的终结”“被围困的乡村政治”等等章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梁鸿写作的伦理自律性是非虚构写作者的典范。梁鸿高度的伦理自律，使她在几部作品中既不回避矛盾与问题，也不散播无意义的焦虑。她不偏不倚地全面记录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那些曾经被污染的河流，曾经无保障的打工者，在前几年看来确实触目惊心。但在《梁庄十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问题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十年中逐渐解决或好转。反观近年来，非虚构写作中也出现了揭露所谓阴暗面以引起轰动效应的现象。有些叙事者在文本中有意识地灵活操弄张力、视角、时空等叙事技法，形成猎奇的叙事语调，特别是叙事者强势的叙事姿态，会造成叙事伦理的失范。在这个意义上，梁鸿的写作具有较强示范意义。

艺术价值

梁鸿的非虚构写作除了思想价值，还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感染力。这首先来源于她敏锐的洞察力，从而使作品的问题意识始终具有较强的聚焦度。达成这种聚焦度的艺术密码在于，她以大量对话和场景再现的方式代替叙述，让读者更容易走进她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梁鸿的写作在关注特定对象时，常常注重他们的生活或心理存在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值得书写和关注之处。她的作品能引起公共性的情感共鸣。

梁鸿所关注的问题，之所以要用非虚构的方式呈现，就是要避免虚构文学，特别是小说追求的含混和暧昧；也要改变报告文学程式化艺术加工带来的不真实感。她力求将问题呈现得清晰，并精准还原笔下人物的生存境遇。在非虚构写作中，写作主体调用何种材料，以何种方式调用，往往体现出其对相关问题理解的程度、层次。在《出梁庄记》中，梁鸿虽然写的是从梁庄走出的打工者群体，但她揭示的问题则不限于梁庄。她将在异乡不幸去世的阿金，由于氰化物中毒去世的小柱等事例，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作品中。这些事例虽然并不相连，但并不是一个个破碎细节的拼贴，而是生成了一幅具有整体性的图景，即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普遍性的生存和精神困境。

梁鸿的作品除了有叙事的匠心，还特别注意抒情方式。她既要带入自己真挚的情感，又不让这种情感影响到叙事本身的客观性。具体来说，她开启了一种自反性的情感表现方式，一方面客观记叙人物的命运，作者处理材料和故事时，不带入个人的情感立场，保持了观察者的全面、冷静和客观，但并未停留在表层的事件记录。这些人物走出梁庄，却并未融入城市，他们又不愿意回到梁庄走父辈祖辈的老路。作品清晰地呈现出一批人“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巨大的沟壑中徘徊，进退两难”。（《出梁庄记》）

另一方面，梁鸿对事件和人物的情感反馈也真实地记录在文本中。如“小柱的死是我心中的一根刺，这根刺一直扎在我心里，越来越深，越来越痛”。作者并没有将自己的情感宣泄于对事件的评价，而是引向了自我反思，这就增加了作品思想和情感张力。在记录了王家少年的犯罪行为后，梁鸿没有展开对社会问题的主观评价，而是有了更深层次的精神追问：“我忍不住开始怀疑起我自己来，或许只是因为王家少年杀害的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太太，不值得为此毁掉一个青年的生命，所以我才本能地同情……在根本上，我也是轻视生命的”。

总而言之，梁鸿的“梁庄系列”既记录了中国乡土十年间的变化，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相关问题的重视和反思，又在探索中建构起非虚构写作相对理想范式，使作品的真实性、自律性和艺术性有机统一。这对当下和未来的非虚构写作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