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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开卷｜慎堂藏拓：看大克鼎及商鞅方升稀见拓片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4年03月30日 08:18

原标题：艺术开卷｜慎堂藏拓：看大克鼎及商鞅方升稀见拓片

知名藏家季崇建专长于青铜器和佛像雕塑鉴定收藏，在数十年的文物研究与艺术拍卖工作之余亦用心收藏，近年他用心将慎堂所藏金石拓本一一重新整理，并题跋批注，集结成《金石长寿——慎堂藏拓注释与题跋.初编》近期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如其所言，是编主题之所以称作“金石长寿”，是因本编内所涉内容为商周至汉代青铜器、齐家文化战国至隋唐铜镜、战国秦至清际古币、北朝至隋鎏金铜佛像，以及北朝至唐佛造像碑之铭文与图样，皆属金石之类，故名。其中不乏初拓、未剔之本，抑或存世孤品。本文为《慎堂藏拓》初编叙之节选。

《金石长寿——慎堂藏拓注释与题跋•初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一)

从实招来，传拓之技非我所长，然觅拓藏拓以至于考之题之跋之倒是近年来极用心做的一件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入上博，马公承源识我而司职于金石组(后称青铜器研究部)，犹如一头栽进了象牙塔中，横冲直撞，或青铜古玺，或刻石碑版，或铜镜古币，一晃便是二十春秋有余矣。然彼时不如今世，传统识读记录及研判古器上文字铭刻之迹大多采用传拓之技，似乎凡入金石这一行者多能墨影乌拓一番。初学以玻璃板习之，而后方可与古为徒，游刃于上下数千年之骨董堆里。

上博向来传拓高手如云，且代不乏人，若万公育成，若韦公志明，又如海元兄等，我只算是票友而已。初涉古玺古泉之拓，亦及刻石碑版，终究只是皮毛，进步甚小。但嗜好旧拓，寻觅古本，倒是我的一贯兴味。记得彼时午隙，常去福州路古籍书店，寻寻觅觅，虽空耗时间，却亦不时如愿获观一些心仪之物，日积月累，藏拓渐多，留至今日，也算是一堆不小的“财富”。

观史，传拓之技始于汉，东汉《熹平石经》即以传拓方式散发全国，用来统一文字标准。然真正传拓盛期的到来则与入宋后金石学的兴起有关。近人朱剑心《金石学》言:“至宋刘原父、欧阳公起，搜集考证，著为专书，而学以立”，这里所说的“搜集考证”“著为专书”则大多有赖于传拓之技。

季崇建在鉴赏造像

这种传统的用墨色印复制作方法将金石上器物镌刻雕凿的文字与图像完整精准地再现出来，并能保存至今的特殊技艺，在彼时既是帮助金石之学兴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法，也是纯手工地在某个古美术载体上再度创作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现。再加上金石学家在其旁侧注释题跋，有赞美有颂扬，有考订有论述，且布局典雅，设计精心，传至今日，已然成为一种“时尚”与“奢侈”之品。

现存最早有纪年之拓本当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道士王圆箓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第一十六窟发现藏经洞里三件唐拓本之一的唐太宗行书《温泉铭》，尾铭永徽四年 (公元六五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圉府果毅......”墨书一行被视为唐初之物，其残存五十行; 另两件为欧阳询《化度寺碑》和柳公权《金刚经》，也是残本。《温泉铭》《金刚经》及《化度寺碑》之前两页被伯希和带往法国，今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内。而更早的史书记载是见于《隋书.经籍志一》所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目前国内可知相对较多的是宋拓善本，上海博物馆曾以重金自美国安思远处购藏的《淳化阁帖》四函，被誉为该帖最善本。故历代收藏家极珍视旧拓，只纸残片皆视为至宝，惜民间流传甚稀，如雪泥鸿爪，而存世名拓大多收藏于各大博物馆内。

清乾嘉年间，金石之学再度勃发，传拓之技亦随之形成风气，精于此道者人材济济，且手法高明，形式亦趋于多样，以马起凤、释达受为代表，还开创了金石器物全形拓，极大地丰富了金石文物的艺术表现力。然而这种所谓写真博古的传拓方法毕竟是经过拼合和描摹再加工的，无法一次成形，故亦可视为绘图文本一族，实非我之所好也。

(二)

记得2001年秋，笔者过往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墙挂一帧大名鼎鼎潘祖荫旧藏之大克鼎拓本立轴(插图1)，并见清末诸多金石家题跋，名头不小，甚喜，即购之。此本光绪十五年(1889年)制成，器作全形拓，并附挖裱大克鼎铭文拓片于上端，间有李文田、黄士陵、马衡、陈治诸家题记并考释，更见李文田大篆释文全篇。李氏跋曰:“郑盦太保(潘祖荫号并衔)得周克鼎，命文田读之，今以意属读而已，经义荒落，知无常也”;又黄士陵跋曰:“此鼎初入潘文勤(潘祖荫谥号)公家时，字多为緑锈所掩，后经刓剔，字渐多，此最后拓本”;又马衡跋曰:“克鼎出宝鸡县渭水南岸，大小与盂鼎相若，二器并为潘伯寅(潘祖荫号)滂熹斋所藏，而此尤晚出。此本李芍农(李文田号)释文，乃未剔时稿墨本，则较清晰，盂同为光绪十五年事，释在先，而拓本后耳”。侧见收藏钤印:白文“伯寅宝藏第一”、朱文“己丑所拓”二方。

清大克鼎全形及铭文拓片

啊呀呀!此拓传递资讯量甚大也。重点是:其全形、铭文双拓乃姑苏潘祖荫旧藏，金石家李文田是考证释读并篆书大克鼎铭文之第一人也，此其一;其二，此拓在剔锈之先，为海内未剔之孤本。传潘氏得此鼎后，求拓者甚广，均以翻本报之，似此器原拓更见全形者应为麟凤矣;其三，见此拓片，可知李文田之释文明确年款为光绪十五年五月，马衡亦持此年份，又铭文拓片侧钤“己丑所拓”一印，即1889年。遍查各书，寻尽著录，均以大克鼎1890年出土为统一口吻。时至今日，最具权威性之《中国青铜器全集》第五集，亦肯定大克鼎1890年(即光绪十六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镇，实是一大谬误也。故可知此鼎出土年份至少不晚于1889年或者更早。从陕西至京城，从出土到被收藏，若在光绪之时经一年半载断不能为。呜呼哀哉!此拓一现便铁证如山。况且查《潘文勤公年谱》，知其逝世于1890年11月，即使此鼎当年初出土，辗转至潘手又经诸家考订校读，岂一年间能为之?综上二证，所谓大克鼎出土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绝不可信，应据此拓而改为光绪十五年或更早。

百年后至今日，笔者能过手如此要品善本亦算乐事一桩。持之尝戏言，此乃大克鼎之出生凭证也。有请马公承源观之，其力荐上博入藏，惜马公彼时已不在位不为政，话不足数，故此拓从此不再与我老东家有缘，叹叹!

是拓得而兴奋之余，余顿觉“伴娘重于新娘”此喻在理。大克鼎之墨影珍迹固然重要，倘若无旁注题记彼时情景，还原历史真相，亦只是旧拓一帧，无足为奇。今日见得李文考释，又王文、马文佐之，而使得克鼎重器出土之时前推一年或更早，岂不令人鼓舞。故玩赏者，不仅玩其传拓之技，更应赏其题跋之迹，这种名家加持之举，行话称之为“帮手”。若骨董其他门类亦然，一件书画当入宫被乾隆帝御览而题记钤印，又入内府进《石渠宝笈》，这“帮手”便把作品帮到了天上!

民国商鞅方升并秦公敦拓片

又如2009年，笔者在主理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时首推“海上旧梦”专题拍卖会，曾征得供职于上海博物馆之古籍泰斗沈宗威先生所藏一批其平生与名仕贤达交往之尺牍翰墨及赠予之书画碑版、拓本小品，虽貌不惊人，却有许多可玩味处。其中有一帧商鞅方升并秦公敦二器全形拓与秦公敦铭合装之拓本，墨色清晰，拓工精良，二器俱为秦时统一度量衡时之法定量器。拓本先后经赵时构、戚叔玉审定，更见王国维“大帮手”长跋，尤为珍贵。王氏擅甲骨金文及考古学研究，著述宏富，桃李遍及天下，乃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其墨迹流传甚少，然赝者却如雪片四散矣。此题跋为蝇头小楷，工整儒雅，极具金石气息。此品一出，倍受关注，主因是王字难得一见，且字数又多，虽二器拓本重要，但亦不难寻得，而有王题加持则不复见矣，实令众藏家垂涎。故拍卖当日，座无虚席，起口六千，竟以八十六万落槌，全场轰动，一时传为佳话，此又一“帮手捧红主角”之例也。

（三）

现如今，这类旧拓善本并见名人题识者已是市肆与拍场之香饽饽，寻得不易。余斗瞻将自藏之拓重装重题，以为自娱矣。其起因是千禧年初，笔者常往返于沪港并欧美征集拍品，闲暇时怀着对商周青铜器的特别钟爱，亦是随马公承源在上博二十余载养成的对流失海外青铜器的特别敏感，始终留意那些心仪的商周礼器。2004年在香港荷里活道觅得一批重要的西周青铜器群(插图3)，计八件:㺇鼎一件，㺇簋三件(其中为一对，另一件原亦为一对，一簋早我而被海外古董藏家先得)，㺇盘一件，㺇盉一件，南姞甗一件，凤纹壶一件。这批㺇氏青铜器同出一坑，品相基本完好，器型大方典雅，纹饰简洁秀美，质地精良，且皆有铭文，最多近百言。

西周㺇氏青铜器群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㺇簋与器铭拓片

这批重要的西周青铜器群最终经吕章申馆长游说捐赠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然器物交接时，该馆保管人员未将此组㺇器之初拓一并验收而交还予我，只能理解为给我留个念想吧。若干年后，笔者拣得重装并释之题之跋之，且将获观心得一并吐露其上，又以老酸枝置框挂起补壁之用，友人见之点赞无数，我亦自得其乐，于是便用心将慎堂所藏金石拓本一一重新整理，并题跋批注，最终成就此《金石长寿——慎堂藏拓注释与题跋.初编》，并计划逐步将数百帧涉及青铜器、铜镜、古币、金铜佛像、石刻造像、石窟寺题记、画像石、画像砖以及玉器、竹刻、古砚、墓志铭刻铭图像拓片等方方面面分门别类地注解题记，继而编纂完成《慎堂藏拓》系列丛书，以与同好共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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