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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富长”街区的小老板们如何在上海市中心扎根做生意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4年04月12日 01:42

原标题：“巨富长”街区的小老板们如何在上海市中心扎根做生意

[ 除了保罗酒楼的老板强强，书中人物大都是普通人，作者记录书写的就是上海市中心小老板们的故事。在改革开放至今的岁月里，他们早年如何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何以谋生？又怎样在一次次社会变动中费心经营自己的生意？在纷繁的线索中，作者尤其留心的是，时代变迁之下，个人命运转变留下的痕迹。 ]

[ 《九路口》里出现了580多家店铺、71种业态、70个人物。这本书成为反映当下人们生活状态的“文化层”。 ]

电视剧《繁花》展现了王家卫想象中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意气风发的年代，资本与商业弄潮儿的人生际遇，引发人们的追忆与感叹。与《繁花》的热烈与写意形成比照，描述上海核心街区社会图景的非虚构作品《九路口》，关注历史的同时更聚焦当下。

媒体人伊险峰和杨樱选择记录的区域，和“巨富长”片区多有重合。“九路口”以长乐路和襄阳北路交叉口为中心，四个方向各走一个街区，南到新乐路，东到陕西南路，北到巨鹿路，西到富民路。六条马路，九个路口，汇成一个“田字格”。他们因写作计划观察这条路，从2021年6月持续至2022年末。

上海“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特色，在“九路口”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商铺密集，空间狭小，功能却很齐备，信息通透。作者将这里的商业生态比喻为 “亚马逊丛林”——以很小的面积聚集了一多半物种；很多动植物物种会在刹那出现，随即永远消失。

这是一个业态多元、新陈代谢极快的地方。

除了保罗酒楼的老板强强，书中人物大都是普通人，作者记录书写的就是上海市中心小老板们的故事。在改革开放至今的岁月里，他们早年如何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何以谋生？又怎样在一次次社会变动中费心经营自己的生意？在纷繁的线索中，作者尤其留心的是，时代变迁之下，个人命运转变留下的痕迹。

探入街区一扇扇门背后的生活

为什么选择了这个“田字格”街区？现在看来，这单纯出于偶然，“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在长乐路办公”，伊险峰说。2021年5月下旬，他与杨樱共同创办的《小鸟文学》编辑部搬到了长乐路的蒲园，因为在那里办公，便于展开观察，而且租约三年，“足够做很多事情”。

蒲园的老住户会向他们讲述那里的历史，细数住过的名人，比如汤恩伯、毛人凤、钱锺书、杨绛、靳以。在这个街区走访了一年多，到了书里，两位作者也像我们日常遇到的热心老街坊一样，聊了起来。

出生于长兴岛的阿力，考大学时费了很大周折，又经历了与富二代的恋爱失败。后来因为帮明星李小璐代购了一双限量版Nike鞋，阿力意识到了“潮鞋”中蕴含的巨大商机，转而开起了潮玩店，一度在长乐路引领潮流。

家住襄阳北路的梁家，因为当年祖父用几根金条买下了一个“泡水店”，这个家庭已经在这里居住到了第四代。第四代小梁在地铁公司上班，他等不及老宅拆迁了，想着凑钱买一套新房。

“624Changle&公路商店”一度是长乐路上的“打卡点”，时髦人士和亚文化青年的聚点。老板英姐夫妇来自浙江衢州，1995年便到长乐路做生意，先是摆水果鲜花摊，后来做起了啤酒生意，风生水起。

因为英姐生意太好，让一品庄茶叶店老板莫先生不淡定了。这位前安徽六安某茶叶公司推销员于1998年在长乐路上开了一家茶叶店，经营一直平稳。到了2021年，他破天荒地在茶叶店里摆上了一架子精酿和电子烟。

大部分店主一辈子守着一份简单的生计。变化更多发生在人口的增加上，后代出生，或者接来了老家的家人。“这背后是一个‘聚’的过程，一个个、一代代人聚在这里，才有了城市活力，”伊险峰说，“这个‘聚’的过程，就构成了文明，当然有‘聚’的过程，也会有‘散’，这是必然的。”

《九路口》不光写了很多人，还描写了大量的店招和店铺。店招比人更直接地反映出街区的变化，方寸之间展示出大量信息，包括行业变化、潮流、店铺的定位和店主的个性等。写街区的变化，谈论店招是个极为高效的方法。

作者对此饶有兴味，写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观察。有戏谑的吐槽：“一年以前琥珀字体标牌的‘风雅堂Magpie’终于不见了。琥珀是第一代文字照排时代的时髦字体，圆头圆脑，这位店主不但把‘风雅’和‘堂’坚持到2021年，而且还坚守琥珀字体，估计也是一个久经商场历练的固执的狠角色。”

也有怀着同情的，说的是巨鹿路Shimmer咖啡店边上的一个黑黢黢的外卖窗口：“热腾腾的锅气从洞口一样的窗户溢出来……但更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路过的快递小哥、不远处菜市场里做生意的小贩或者一些不明身份的穷苦人，不论寒暑端着饭盒在外面狼吞虎咽，多是急急忙忙吃饭，跟手机里的人说‘马上就到了’，赶紧完成下一单……初次看到这比夜里的黑暗料理略高一等级的餐饮服务，还是在2021年的6、7月间，看他们总觉得生计艰辛，让人心酸。”

城市文明的聚与散

《九路口》里出现了580多家店铺、71种业态、70个人物。这本书成为反映当下人们生活状态的“文化层”。

伊险峰和杨樱本来的确有为后人历史研究留下档案的想法。在书中，他们写到一位历史学家曾向他们提及治学的难处，“我们的各级档案馆忽略个人史的部分，个人的历史档案，个人文物很少有人收集整理”。这带来的问题是，未来想要了解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时，会面对一片模糊。

“未来，有人说起上海的2020年代时，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种为未来留下档案的想法，成为他们写作的目的之一。《九路口》中有大量关于街面格局、店铺方位、装饰的细节描写。

记录之外，《九路口》也讨论了城市开发和规划的议题，比如“景观化”“迪士尼化”“士绅化”以及“市场力量与政府权力”“上海为什么没有诞生大企业”等。

很多人笔下的上海这片街区，侧重于“文化底蕴”的角度，关注海派文化。伊险峰则希望探究“文化底蕴”背后的力量。“我们想要探讨的是‘权力’的问题，这个城市形成最终是什么样的力量（主导的），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些人到这里能生活下去，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生活不下去了，这里头的关键是什么。”

是什么驱使人们在几十年中源源不断会聚于此？杨樱的观察与常识契合：人可以在此维持生计，这构成了“聚”的基础。“比如莫先生，上世纪90年代，他来做生意，这个区域就是可选的。因为其他地方可能租金便宜，但是人群没有这样的档次和消费力。从生意人的角度，要租金合适，要人流、客群好，这个地方一直是很好的地段。”而莫先生扎下根后，又带来了家人，在此繁衍后代。后来者可能接手生意，可能做了别的工作。

作者将“九路口”的商业蓬勃，归结为“权力不干预”的结果。书中写道：“上海一波一波的热闹，是放权的结果。保罗开店，与允许自谋职业，允许房屋交易，允许经营餐饮等政策相关；华亭路开始卖衣服，有流动的放开，有眼界的放开，有经营者薄赋轻徭的政策——否则个个穷得要死，还要交各种税，谁来支撑场面？”他们还写道，“当公共管理者开始把自己当成CEO的时候，它就像那个游戏里的贪食蛇，越灵活，越大，越有势力，也越危险。”

书中同样记录了突然而来的变化。那种独立自主的、相互不打扰的状态改变了。一位市民这样说：“以前每个人都有自己买衣服的店，有自己爱吃的店，一点点少了，没有了。”“然后，很多自己聚集起来的生意，都被打破了，重新分配。金陵路，很多年都是音乐乐器，有廊街的路，房子很好看，旁边都是琴行，十几二十年了，都被拆了。都被打散了。”

两位作者对独立的、自由的、个性化的商业形态的赞赏和对垄断力量的警惕，也会通过对店招的评论流露出来。他们在巨鹿路上看到一个投资公司请某大书法家题写的匾，便这样评论：“这种看不出来的投资公司通常背景深厚，总是有不凡的雅好，或者大气磅礴的俗气，唯一不受干扰的就是钱。”隔了几段，又杀了个回马枪，批得更犀利了：“（这个投资公司的门面)混杂了中年艺术与铜臭艺术。”

对于普通人勉力支撑的小本经营，他们怀有敬意。太原路126号有家烟纸店“昊诚商行”。小店开在那里有20多年了，店主是一对老夫妻。夫妻俩喜欢把店里所有货品都用毛笔写在纸上，多的时候有几千条，一笔一画，端端正正。这些货牌曾被拆掉。作者留下了这样的评论：“（写上自己的经营范围）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如果你把所有商品都罗列在此，就是一种艺术。”

《九路口》出版以后，引发了一场争议。书中的受访者、“小李水果摊”社群主理人小李在网上发文，称作者侵犯了他的隐私权：“自己和他家人（原文如此，指小李的母亲）曾经和《小鸟与好奇心》主编小杨聊天的内容，都在没有询问是否可以出版，是否涉及隐私的前提下，公然出现在书页上。”于是，对这本书的讨论添加入另一个公共话题——“受访者的隐私权和写作者的权利如何平衡？”接受采访时，伊险峰说：“这个问题和媒体本身处于哪个阶段有关系。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就如我们在声明里所说的，我们之前已经明确告知采访是要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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