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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议与先秦时期家国共同体维护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4年04月29日 03:50

原标题：谏议与先秦时期家国共同体维护

周耿

《广雅·释诂一》载：“谏，正也。”墨子说：“（上）有过则谏。”在上位者有过，在下位者进行劝诫或建议以期改正，叫做“谏”；在劝诫或建议过程中，人们对所“谏”之事做出的理论分析与说明，叫做“议”。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家国共同体起源于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时期、确立于西周、完善于春秋战国，在共同体中，君主处于核心地位，其德行直接关系到家国共同体的和谐与强大，然而，现实人性的不完善、不自知使得谏议成为维护家国共同体的内部纠错机制。在君主的倡导和政治家的推动下，谏议制度得以设置，谏议活动随之展开，谏议思想作为对谏议活动的反思也逐渐丰富、深入。

谏议制度的设置与完善，为谏议双方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谏议活动可以分为两部分：在下位者提出劝诫或建议，即“进谏”；在上位者接受（或拒绝）劝诫与建议，即“纳谏（拒谏）”。按照五伦关系，进谏类型可分为：臣对君、子对父（包括弟对兄）的进谏，妻对夫的进谏、朋友（包括同僚）之间的进谏。就先秦时期而言，臣（子）对君（父）的进谏因其对政治生活影响最大，史料记载也最多。以下以臣（子）、君（父）之间的谏议为核心，从谏议的基础、态度、内容、方法、结果等五个方面探析先秦时期谏议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及时人对谏议活动本身的看法。

谏议的发生源自于人性的缺陷，而谏议制度的设置是谏议活动得以展开的现实基础。据《尚书》记载，唐尧之时，人们就把君德与共同体的命运直接联系起来；商周时期，政治家们认识到人易受到环境影响而放纵欲望且不自知，他们提出劝谏是改造、提升人性的重要途径。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不仅现实人性不完美，圣人也不完美，甚至天地都存在缺陷，诸子对人性的多元讨论进一步加深了谏议的理论基础。随着政治家们对谏议重要性的认识，从传说时代开始，上古帝君为了鼓励人们进谏，设置了专门的器物与场地；最迟从西周开始，就有了专门的谏官——“保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设置专职谏官，例如齐国就设置了“大谏”。

谏议制度的设置与完善，为谏议双方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君主自身的修养与智识水平不一，使得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谏议态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明智的君主为了共同体的和谐与强大，态度诚恳、谦虚自知，使得臣子们在进谏时没有死亡的顾忌。为了鼓励人们进谏，君主们还“知士”“贵士”，对谏臣或进谏行为予以奖赏。与此同时，明君还理性地分辨进谏者的意见，从善不从众。为了维护权威、提高进谏的质量，君主们要求臣下一方面“微谏而不哗”“微谏不倦”，持守谏德；另一方面，“谋”而后谏，“不谋而谏，不忠”。

而昏君往往拒谏甚至杀害谏臣，条缕个中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君主自私纵欲、自智独裁，不能代表共同体的利益；其二，臣子进谏方式过于直接，有时甚至“屡谏”“强谏”，君主觉得权威受到冒犯、威胁，杀害谏臣，春秋时期这一现象表现尤盛；其三，关系到君位继承、君主父亲的丧葬等比较敏感的问题，进谏者以疏谏亲，难以取得进谏对象的信任。

与谏议重心的转移相应，谏议依据在不同时期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君主纳谏态度不一，臣子们的进谏态度也各不一样。为了维护共同体，人们往往强调进谏是臣子职责所在，是忠德的体现，如果在国家、君主有危难时不进谏，会受到天道的惩罚。还有部分臣子为了私利而进谏。相对于士人来说，进谏的目的不是为了尽忠、获得奖赏，而是为了“用吾道”。

面对昏君的拒谏甚至迫害，部分谏臣选择“怨而不怒”、以死尽忠，所谓“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部分臣子被拒谏时，为了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选择逃亡。面对进谏中可能产生的冲突与危险，有的思想家主张“不可则止”。

相对于君臣关系而言，子对父的进谏体现为尽孝，即使父母不听从劝诫，子女还是应当敬爱、孝顺父母。在家国同构的共同体中，以家为本，移家为国，忠孝原本是一体之德。复杂多变的进谏态度背后有着各种复杂的原因，例如，进谏者的个人修养、社会变迁下君臣关系的变化、士人流动性独立性的增强、忠孝观念的变化等。

进谏的内容与依据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西周时期，统治者不仅是“君”同时还是“师”，君主的德行不仅关系到治理，还关系到教化。孔子说：“政者，正也。”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进谏活动除了针对国家内政外交等具体事务的“策略型建议”，还包括针对君主德行的“纠正型劝诫”。“纠正型劝诫”与上古“德政”的政治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正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不论家庭还是国家的治理，共同体首领的德性修养是前提与核心。到了战国时期，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策略型建议”便成了谏议活动的重心。

与谏议重心的转移相应，谏议依据在不同时期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周至春秋时期，随着政治理性的加强，德与礼取代了上帝鬼神成为人们进谏时的主要理据；到了春秋末及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诸侯异政，利益成为这一时期谏议活动最重要的现实依据，德、礼退居其次：宋襄公事件即是礼观念衰落的标志。诸子在吸收、重释传统价值观，反思现实潮流的基础上，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仁义与礼、自然无为、兼爱非攻、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观，还通过具体的谏议活动向各国君主宣传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念既是对以往谏议思想的总结、吸引，同时也影响着当时和后世的谏议活动。

纳谏有助于家国共同体的维护

在长期的谏议活动中，人们归纳出一些实用的进谏原则与谏议方法，例如，“信而后谏”，进谏时要谦虚、不要自以为是，等等。《说苑·正谏》《白虎通·谏争》《孔子家语》等文献曾对进谏方法进行过归纳，例如，《说苑》就把进谏方法归纳为五种：正谏、降谏、忠谏、戆谏、讽谏等。在儒家看来，只有主圣臣贤时才能“直言”，“讽谏”充分考虑到进谏的语言环境与“爱同于己”的人性特征，通过饮食、谜语等间接的方式引导君主的自我反省或反思，劝谏更容易被接受。当然，具体采纳何种进谏方法，既与谏议的内容、谏议双方的性格修养有关，还与时代变迁下政治环境的变化及进谏者角色定位的变化有关。例如，晋大夫狐突为了保护太子申生，引用辛伯谏周桓公时的谏言，劝他不要听从晋献公的命令与狄人开战。为了避免“远间亲”的嫌疑，狐突采取了引前人谏言的方式。

诸子对进谏方法做出了理论化、系统化的思考。例如，道家庄子学派把引前代谏言进谏的方法归纳为“与古为徒”，并从道气论的角度深入阐释了“不言”“心斋”等劝诫方法的哲学内涵；道家黄老学派把君主虚心纳谏、臣下忠心进谏上升为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政治哲学。儒家则在心性论的视野下深化了“诚”这一进谏原则。进谏方法从“直言”到“不言”的变迁，不仅反映了思想家们对人性的思考，同时反映出政治环境变迁的复杂性。

纳谏有助于家国共同体的维护，君臣共荣，不纳谏则可能导致主辱臣死。但历史往往是复杂的，即便谏议双方都有着较高的素养，也可能因为政见不一等因素造成恶果。在进谏过程中，为了突出谏权，试图以“君之师傅”的理想勾画自己的身份，这种逆向的教化，不免威胁到原本统一的君权与教权，从而引起君主的猜忌与压制。法家站在君主的立场上，强调君权的权威性，主张对谏权进行防范。儒家从民本思想出发，主张暴君执政暴虐、危及国家安全时撤换君主。庄子甚至构想出一个“无君于上、无臣于下”的理想共同体社会。谏议双方身份地位上是不平等的，然而，谏议作为一种特殊的教化，是一种反向的权力，进谏者有时甚至呈现出对君权制衡甚至对抗的政治人格。在家国共同体中，君权与谏权所构成的制衡，影响、维护着古代中国政治的延续、发展。

（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文化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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