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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安石传(散文)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4年07月05日 12:48

读王安石传(散文)

李春雷

王安石与秦桧,能够相提并论吗?

当然不能。

但是,在南宋至民国的800多年间,却是如此。彼时的官方和学界,均把两人视为旗鼓相当、不分上下的大奸臣。

最早将这顶帽子送给王安石的人,竟然是苏轼的父亲苏洵。他专门做一篇《辩奸论》,明言“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宋理宗指责王安石是“万世罪人”。

南宋史学家罗大经的判词是:“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元朝官方编修的《宋史》里,专设“奸臣传”。北宋奸臣,共列出14人。名单里虽然没有王安石,但其中9人赞同或参与变法,不是助手,就是亲信,再就是女婿。王安石,俨然就是奸臣团队的后台老板。

(专家公认,这是最接近本人的画像。或可说,历史上的王安石,就是这个貌相)

这一切,最主要的推手是谁?

宋高宗赵构!

靖康耻,北宋灭;祖庙毁,南宋立。

公元1126年,南宋建立后,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追凶,为北宋灭亡寻找借口。作为徽宗之子和钦宗之弟的赵构,为了掩盖父兄罪责,直接将亡国元凶确定为蔡京。

的确,蔡京当国十多年,欺上压下,昏招多多。

蔡京缘何走上高位?

追根溯源,居然是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王安石以舍我其谁的政治胆略、敏锐如针的经济眼光、峻峭高洁的个人品格,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

由于受到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韩琦、富弼等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王安石不得不重用和提拔一批政治新秀。于是,蔡确、吕惠卿、章惇、蔡京等人脱颖而出。

客观地说,这些人无论有什么缺陷,但在推进变法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纵然阻力重重,尽管问题不少,变法成果不容置疑。

史籍记载,神宗后期至哲宗执政期间,北宋国库最为充裕。特别是军事上也取得突破:熙宁六年(1073年),宋军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里。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捷,也是两宋时期与少数民族政权作战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

此时的王安石,虽然颇有争议,朝廷上下却是罕见的高评。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之职,次年便受封舒国公。元丰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特别是去世后,朝廷破例授予特殊谥号“文”,并配享神宗庙廷和孔庙。

有人曾比较“文”与“文正”孰高下。综合当时背景,一眼便知。

时值宋哲宗刚刚执政,力推新法,并对保守派全面压制。去世8年的司马光被削除赠谥,而司马光的谥号,便是“文正”。另外,在此前后,王安石去世的儿子王雱和女婿蔡卞,一个破例配享神宗庙庭,一个破格授谥“文正”。还有一个佐证:进入南宋之后,朝廷大倡儒学,将朱熹奉为孔子之后第一人。朱熹谥号,也是“文”。

所以,对于王安石,宋徽宗时代的评价仍是至高无上。

但是,转折也正在此时。

其实,北宋灭亡,首要原因是宋徽宗主导的“联金灭辽”战略失误,其二是军力羸弱的战术失误。虽然蔡京腐败,惹发民怨,但并非根本。况且,蔡京拜相时,王安石已辞相35年。时势之变,人心之变,必然之变,偶然之变,岂可简单推定。

又有人曰,北宋亡于党争,而党争之源,便是王安石变法。

此言差矣。

北宋立国之后,抑武重文,士大夫治天下。文人纷争,自古皆然。北宋党争,由来已久。年长王安石14岁的欧阳修,有感于斯,曾于1048年作名篇《朋党论》,谴责当时的党争之烈。而此时,王安石刚刚就任鄞县知县,尚无资格参加党争。

客观地说,王安石之不幸,在于赶上了一个不幸的时代。他去世后40年,北宋灭亡。虽然蔡京被认定为“替罪羊”,但似乎份量仍嫌不足,而他与王安石又确实存在着特殊关系:本人不仅是王安石的拥趸,其弟蔡卞更是王安石的女婿。于是,王安石便成为不幸的原罪。

靖康元年(1126年),赵构下诏重修前朝史书,要求“直书安石之罪”,并明言“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黻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1197年,宋孝宗将王安石儿子牌位逐出神宗庙庭;1244年,宋理宗将王安石牌位移出孔庙。

紧接着,恶评如潮。

朱熹评说王安石变法:“群奸肆虐,流毒四海。”

杨慎认为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小人”,又曰:“安石之奸邪,合(王)莽、曹(操)、(司马)懿、(朱)温为一人者。”

《宋史》最为沉重。虽未冠名奸臣,但“王安石传”中文字,基本将其污化。尤其最后一句:“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此后800年,王安石深深埋冤。

呜呼,王安石;悲哉,王荆公。

直至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康梁变法,民主共和,大部分史家站在文明和世界高度,才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正面意义,才逐渐认识到王安石的一片丹心。

这是一个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只是现实没有给他环境,时代没有给他机会。

曾有历史学家评说,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中国社会进步将提前几百年。

可惜,中华不幸,错失良机。

的确,王安石是一个千年不遇的奇才。变法虽然失败,但其立身极正,即便是敌手,除了政见不同,也无可攻讦,因为他私德无亏。其文章,更是如此,被列为“唐宋八大家”。

与他同时代的英杰们相比,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有胸怀,有才学,有节操,但缺乏大智慧、大勇气、大担当。

这正是王安石超出他们的原因。

或许,他只是缺少对现实复杂性的理解和操控。但,这是自古以来所有政治家永远面对的难题。

梁启超叹曰:“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去年十月,我在抚州采风,专程拜谒王安石。

王安石纪念园内,树木葱茏,百花安眠。看着眼前宁静祥和、香氛袅袅的时空,想象着历史长河中曾经的惊涛骇浪,不禁仰天长叹。

人生皆是旅行,唯有天地永恒。无私无畏无愧,天佑中华文明。

(发表于《今晚报》202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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