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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要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2年09月14日 10:01

原标题:我为何要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

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非没有先行的探索者,已故学者、我的恩师刘绪源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就是一部可读性极强、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笔者受教十年,获益良多。这部堪称突出的一家之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对文本的精辟解读是其最大长处,但儿童文学史实则不够丰富,从中难以见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基本经脉,且这部著作并未写完。受恩师刘绪源先生的启发,我不揣浅陋,斗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这算是近缘。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中国教育报》2022年09月14日第9版

作者: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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